应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和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邀请，2022年11月24日下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巍教授，在线为兰大师生讲授了题为“有效与有用：中国古人的论证实践”的精彩讲座。与谈人为张美宏教授，主持人为李晓春教授。

李巍在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时，将逻辑学的视角加入进来，结合中国古典哲学与中国逻辑学史的研究方法，探求中国古典哲学中古人哲学思想的逻辑背景。他从句子与句子的关系、说者与听者的关系两个方面阐述了逻辑学上论证的两种视角，又进一步阐述了在说者与听者这一视角下，作为伦理工具的论证在先秦哲学中所发挥的“辩”的作用。

论证是由一组句子构成的，但并不是任意一组句子都可以视为一组论证。引用鲁迅《秋夜》中的句子“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从逻辑的角度难以将其看作为论证，很难从“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推理得到“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为使其成为一组论证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条件“如果一株是枣树，那么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在逻辑学上主要关注的是前提与结论的真假性关系，对逻辑后承的关注也在于真假性。如果其前提真，结论也是真。如果前提为假，可以推出一个假结论。当然前提为假，也可以推出真结论。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前提为真，推出结论为假呢?在逻辑学上最为强调的便是第四种情况，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前提为真，假结论的推出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必然能推出一个真结论。如果一组论证可以满足由真前提推出来真结论，那么在逻辑学上，这个论证是有效的。这个论证是有效的意思是与这个论证类似的一类论证都是有效的。所以可以用“如果…那么…”“p”“q”来表示任意的其他陈述。连接词“如果”“那么”是不变的，称之为逻辑常项，“p”“q”是可以改变的，称之为变元。“如果p，那么q”这个形式是有效的，那么这一类论证便是有效的。无论p、q被替换为任何一种实例或具体陈述，都不会出现前提真，结论假的情况。逻辑学关注的是这种论证形式的有效性，而非不同的具体事例。“要么并非p，要么q”同样是关注论证的形式是有效的即逻辑常项与变元的形式是有效的。有效性的概念构成了逻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视角，故而逻辑学关注论证是在于形式的有效性上。

除了在论证句子有效性时可以提出主张的理由外，当遭受他人质疑时，也可以提出理由。对质疑进行说明时，第一，假定我是负责任的，所以我提出理由;第二，假定我的听者具备理性判断能力，如果听者认同我的理由，那么他就有能力依据我的理由得出与我一样的主张或赞同我的主张。此时我们并不再关心句子与句子之间逻辑构成的关系，我们关心的是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在不考虑论证形式的有效性时，鲁迅《秋夜》中这句话，在有些人看来这就是废话，但是鲁迅可以依据“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主张，提出反驳的理由，做出辩护。

逻辑学上考虑论证问题时，有两种视角，一种是论证形式有效性即句子与句子之间逻辑构成的关系，一种是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交往关系，即说者的论证能不能管控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能不能说服反对方。

考虑句子与句子之间逻辑构成的关系时，关注的就是论证形式的有效性，符合论证形式的一类具体实例都符合依据前提真，结论真的形式。当我们考虑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这就变成一种应用于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社会交往的工具，此时不再关系论证形式的有效性，不再关心句子与句子的关系而是落脚到日常生活情境中，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有无实际使用价值的问题。所以管控人与人之间意见分歧，达成共识，实现人际交往，做论证是一种工具，此时谈论论证变成了维系人与人关系的工具，李巍将这种论证称之为，伦理工具、人伦工具。那么我们需要考虑论证为实现这一伦理目标能起到什么样作用?

以上两种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应用的是第二种，管控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这种伦理工具作用的便是“辩”。李巍首先解释在古代“辩”(“辨”)的含义，“辩其故、辩则尽故、以说出故”。理解“辩”离不开“故”，如果将“辩”理解为作论证或说理，那么“故”可以解释为讲出理由，讲出理据这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的行为讲出理由，讲出理据作辩护。李巍看来，中国古人讲“故”可以作两种理解，其一是指向行动方面理由，其二这个理由尤其是发生在行动遭受质疑或反对时，做辩护的时候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辩要以故为中心，要辩其故。从文字训诂来考察，“罪人相与颂，从二辛。”辛在古时是一种刑罚，“辩”在这里的理解是指法庭上的辩护。

在先秦诸家中，儒家、墨家和道家对于“辩”有着不同的理解。儒家“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辩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故辩说。”在“道之以道”之时，古人的伦理共识是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不用辩说;但“今圣王没”，人们对伦理共识产生了分歧，因此才用辩说，这是依据时代背景来考量的。孟子对辩的看法：他不是喜欢“辩”，而是因为社会伦理共识不在了，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为了道的理念维护作辩护。荀子一开始用“名”来维护，这里的“名”指涉不同的事物，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俗成。辩说是后来才出现的，因为此时的伦理共识已经无法达成，辩说是为“道”作最后的辩护。荀子将“君子必辩”似乎与孔子讲“刚毅木讷”有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说，孟子不是好辩，是依据时代的变动(社会伦理共识——道——不存在了)来说，君子必须承担起伦理责任，即为道做辩护的伦理责任，此时的“辩”是从其功能和效用层面来讲的。讲“辩而无用”、“无用之辩”，是指为论辩而论辩，这是不道德的。西方理解的“诡辩”是指逻辑缺乏;中国古代的“诡辩”应该是指道德缺陷，因此说“无用之辩”是一种“奸说”。墨家学派提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里强调“辩”的功用性、实用性，就是为了达成自己与他人的分歧，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还讲“辩胜，当也。”“当着胜也。”是指正确的观点会取得胜利，“辩”的目的是在反对和赞同中寻找共识，这体现了论辩需要具备理性的能力。

道家对此产生质疑：论辩能达成共识吗?庄子似乎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论辩是各执一词去争论的，没有仲裁，没有是非之分，是一种制作区分的方式，因而是不能达成共识的(但这种看法是一种极端的理解)。道家讲“弃辩，道通为一”，“通”实际体现了“辩”的通用性、灵活性：存而不论，指不谈论非事物世界的“道”;论而不译，指不要用围绕事物的世界来对话，以免偏离了伦理共识;译而不辩——立足于“先王之志”的理想政治目标而言，此时社会伦理共识尚存，从功用而言就不用辩说了。

李巍的报告结束后，张美宏评述说，通过举例先秦儒家、墨家包括道家中庄子的观点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古人关于论证的功能性使用，固然具有说理的意味，但是说理最终追求的还是现实生活管控分歧、达成共识，这是一种伦理共性，这就使得论辩本身有了伦理的责任。这是一个定位独特又能够明晰展现中国哲学特质的方式，内容分析十分详实，材料立体，议题也十分丰富。随后李巍又对大家的提问做出了详细的解答，大家都获益匪浅。交流结束后，李晓春对李巍的精彩报告以及与会师生的积极参与表示了诚挚感谢，同时表达希望疫情结束之时，大家可以相聚，面对面进行交流!

文图：王冠芳、陈坦、李青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