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下午，应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萃英学院和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林宏星教授做客知行讲堂“爱智”系列第二十八期，在线上作了“‘为何’与‘如何’——荀子对秩序世界的反省”的学术报告。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陈声柏教授主持，王沁凌博士与谈。

林宏星认为，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讲，“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先秦诸子皆起源于周室衰微、诸侯并作、天下大乱的历史情境，都关注治的问题，也即关心政治秩序的重建。荀子亦是如此，秩序问题涉及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而这是荀子思想的一个本质性问题。

研究荀子的思想，必须要回应的问题是，荀子的思想应如何开始讲?学界有众多研究荀子思想的进路和讲法，包含着作者特定的问题意识，但如何透过《荀子》文本来整理出一套既符合逻辑演绎系统，又呈现荀子思想之面貌的努力，这便需要对荀子的思想加以重建。而这种重建要对三方面问题进行回答：第一，荀子立论著书的目的是什么?第二，荀子如何建立这一目的?第三，荀子如何实现这一目的?这三方面的区分也是理解儒家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如前所说，先秦诸子拥有共同的目的或时代课题：寻求理想秩序，重建秩序世界。对墨家来说，理想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实现理想社会的正当性在于结束混乱，实现的方法是立天子。对道家来说，理想社会是自然无为的秩序，首先要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去除人为的束缚而返于自然。对荀子而言，在混乱社会中要重建的社会秩序就是“正理平治”的社会。“治”是相对于“乱”而言的，是政治问题的核心概念。因此，要在理论上把荀子对治乱问题的思考交代清楚。

谈及治乱问题，便要考虑到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为何有乱?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回答：一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解释，一般会从现实的经验事实出发解释起源，寻找原因，这一解释在发生意义上有解释效力;另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解释，从根源上去解释。对于哲学思考来说，前一种解释所找到的环境的事实，只是思想学说产生的外延条件。

荀子对为何有乱的原因的思考，主要不是对经验事实进行起源意义上的解释，而是基于他所建构的一套逻辑解释。荀子的这套逻辑解释用特殊的理论语言加以表述，这种特殊的理论语言正是由于性恶所造成的欲多而物寡之争和人群而无分之争，争则乱、乱则穷的逻辑。此处可以窥得，荀子非常重视“争”的问题。解释“争”同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因的解释，与现实因果关系相关;一种是根源的解释，荀子更为关注这一种。荀子的思想之所以重要，亦在于此，它不是现象学的描述，而是在争的现象背后考察根源。

第二，如何去乱?荀子从追问争的根源出发，去理解为何有乱，又转向如何去乱。“为何”和“如何”构成了理解荀子政治哲学思想逻辑的内在脉络，这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探究为何有乱的目的就是要回答如何去乱。

去乱的目的在于建立秩序，而为何建立秩序又可表达为秩序为何是必须的。对这一问题又有两种不同的了解方式：一种是原因的解释，为建立秩序寻找政治理据，这一方式针对的是解释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但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所指在于为何有秩序，因为若没有秩序，就无法保全生命和满足欲望。这种解释是有合理性的，但它只能使得行为事件被理解。另一种是理由的解释，去寻找道德理由，针对的是正当性，考虑的是道德上如何证成。前一种解释是描述性的，是限定于事的特殊性解释;后一种是规范性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对荀子而言，建立政治国家很显然有合理性，可以保全生命，满足欲望。但荀子的政治哲学并不止步于此，他还关注政治国家是否正当，是否经得起道德的检验。

在荀子看来，去乱止争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立政治国家。相比孟子，荀子更为重视权力问题，他非常重视圣王，在他看来，圣王不同于圣人，圣王既是道德权威，又是政治权威，具有政治权力。荀子驳斥性善论并不是反对道德，他也非常重视礼义，他肯定孟子试图为政治进行道德奠基的工作，但反对让道德成为重建政治秩序的手段，他认为孟子将政治与道德置于同级是种概念混淆，道德实际上不能独立于政治而被说出，重建政治秩序必须要通过建立政治国家的方式来进行，而政治国家的存在是礼义道德得以可能的前提和保证。

而政治生活对道德生活的优先性这一点，在荀子解释礼之所起时便得到了清晰展现，对荀子而言，礼首要的含义是政治哲学上的，是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制度设施，其次才是道德意义上的含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礼义在荀子思想中是作为国家理由来确立的。The reason of state是西方的概念，但可以用于说明礼义的性质和特点。它的核心含义是为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提供合法性的叙事和正当性的说明，将荀子的礼义视为国家理由，便能理解荀子所说的诸如“礼义生而知法度”之类的话语。

从荀子对乱的根源的理解可以推出，被统治构成人满足生存和欲望的结构性前提，这和西方政治学的保护与服从关系很相像，保护以国家的形式出现，服从以服从国家理由也即礼义为实质。在欲多而物寡的自然状态下，人性的自然必然性将导致人之间的欺凌悖乱，而为了避免危险，人必然寻求保护，这就使得国家为何必须获得了正当性的根据。基于保护和服从而形成的权力关系，构成政治秩序的基础，那国家赖以保护民众的原则和措施，也即荀子所讲的作为国家理由的礼义，就获得了国家理由的形式，这也使得荀子的政治哲学获得了成为政治哲学的正当性理由，而孟子的政治哲学是没有政治的政治哲学。

荀子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秩序为何与如何的思考，使得儒家的政治哲学达到了极高的高度。但荀子的理论逻辑指向政治国家的建立，礼义获得了国家理由的形式，它便内在地具有权力和道德的双重身份，获得了自足和独断的性质，这也使得荀子政治哲学中的政教关系变成了以政说教、以教辅政，以至于使得后世权力专制化和道德的国家化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对称，影响中国两千余年。

主持人陈声柏认为林宏星的报告是中西对照研究的典范，对合理性和正当性、原因和理由、起源和根源的区分都非常清楚，很好地驾驭了中西的这些范畴。并且把荀子放置于诸子学中进行凸显，尽管讨论纵横交错，但线索极为清晰，展现了深厚的学理背景和理论驾驭能力。

与谈人王沁凌认为林宏星教授引入西方的解释方式，来帮忙厘清理解荀子的进路，对于初学者和研究者都很有启发。她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林老师的报告认为荀子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政治国家，但《荀子》书中讨论政治时，常从国出发至于天下，荀子的目标如果是天下或王道理想，那跟我们现代语境中的政治国家是否有不同?比如政治国家中政治第一位，天下或许有更多文化意味?第二，林老师讲道德不能独立于政治而被说出，并将此落到教化上，可教化在儒家思想中是基础性的地位，荀子所讲的学不仅针对普通民众，也针对为政者，使其为政者以圣王为目标，那在此是否可以说教化既是使政治规范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道德得以奠基的起点，政治和道德会归到一处?教化在政治哲学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林宏星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详细地回应。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天下”更多是文化概念，“国家”则偏重于实体性的概念，在荀子思想中，政治国家的建立和秩序的实现就隐含了天下秩序的完成。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任何政治哲学都包含政治和道德，良好的政治本身就内涵了道德。在随后的问答环节，林宏星又对线上的众多提问做出了详细全面地回应。

本次线上讲座吸引了来自不同院校的师生共五百余人次共同聆听，讨论热烈。最后陈声柏向林宏星和本次讲座的支持单位哲学社会学院、萃英学院、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以及与会师生表示感谢，并邀请大家继续关注知行讲堂“爱智”系列品牌讲座，同时，表达了对于早日线下相见的期许。

文图：卢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