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8-19日，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与兰州大学农业伦理研究中心、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在兰州联合举办“儒学的工夫论与哲学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黑龙江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9所高校专家学者16人共同参与本次研讨会。会议由兰州大学陈声柏教授做开幕致辞，陈声柏教授热烈欢迎此次与会的专家学者，并介绍了学院的发展现状和成绩，也期待未来学院能持续积极的推进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会议紧接着在陈声柏教授主持下，由杜保瑞教授做《中国哲学的工夫论之问题意识与理论研究》主题发言。杜保瑞首先对陈声柏全新全意为学院付出表达了赞赏，对王涵青教授的邀请表达了感谢，并对学院未来学术发展表达了期许。回到主题，杜保瑞强调了要想发展中国哲学不能只“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而“接着讲”就必须要从哲学进路来做中国哲学研究，而从哲学进路上又分为哲学基本问题——形上学和知识论、哲学特质、经典文本解读、义理深化、比较研究。杜保瑞着重强调了要找寻各个哲学学派之间的”边界”,这是学派之间对立的根源，只有理清各学派研究内容的“边界”，才能够理清差异，融会贯通;再次，杜保瑞强调了工夫论的问题意识，其一是如何操作以达到理想完美的境界，其二是工夫论的研究必须要找到背后的形上价值本体，其三是中国哲学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是工夫论的冲突;紧接着，杜保瑞又对工夫论的检证问题进一步阐述，强调了工夫论的“真”如何被证明是中国哲学“接着讲”的重要内容，才是一个新的问题，既要参考西方哲学根本精神寻找普遍原理证明，又不能受到现代西方哲学的牵引而使研究落入繁琐之中，还要相信中国哲学所说是真，才能够完善的的开展这方面的哲学研究。最后，杜保瑞对在场的诸位学者表达了自己的期许，希望诸位学者能够做好“接棒”的工作，努力做好中国哲学，引领世界潮流，培养优秀中华国民。陈声柏总结杜保瑞的发言，并同样表达了自己对杜保瑞教授“四方架构”的工夫论思想的认同，对其责任担当表达了钦佩。

第一场会议发言由杜保瑞教授主持，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王涵青教授、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王慧燕副教授、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齐文涛副教授发言，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钟治国教授、西北师范大学高菱博士做回应。首先，王涵青以《四方架构作为儒家价值抉择理论方法论基础之探究》为题，王涵青提出，她的文章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分别是对杜保瑞“四方架构”的方法论的反思以及由这些反思而引发出的问题和自己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意识——以“四方架构”为方法论连结儒家价值抉择问题的尝试。王涵青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特质——以实践为目的的人生哲学做出反省，指出在终极价值下的每个人都有个人价值要去做衡量，这也就是每个哲学家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抉择，也因此导致了互相之间的文本的误读与争吵，更进一步的思考，面对现代世界的多元和复杂性上，如何能够给出在当个情景下的儒家主体价值抉择。紧接着提出了“四方架构”作为一个优秀的文本解读工具，帮助推导儒家思想为主体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观、道德原则、道德判断、道德实践等一系列过程的可行性，并以自我——家庭——职场——环境为推广路径，总的来讲，本体论的终极意义与价值为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奠基，本体工夫路径则是行为主体的道德实践模式，宇宙论为主体道德原则提供内涵，不同的工夫次序为道德伦理原则提供了次序强弱先后等具体探讨等，最后，王涵青强调了，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要回归到教育之中，无论被教育者的身份，力求透过文本的讲述或者实践的操作，将观念影响到受教育者。其次，王慧燕以《儒者修身日记在大学教学现场的应用探讨》为题做发言，王慧燕指出，这篇文章主要是以教学实践为导向，文章的核心问题是“儒者修身日记能否应用于大学教学现场?”，并由此进行逐层的分析论述，其一就是理论的支撑，要为这一想法提供合理性，王慧燕引用晚明善书等史实依据，并结合成德工夫的实际意义，得出结论——修身日记作为一种践德方法，值得推广。其二是运用修身日记的目的，对古代儒者而言，修身日记是用来检视自己约束自己的方法和仪式，而对于当今学子来讲，修身日记可以使其清楚知悉自己的生活状态，培养自律自主自觉。其三是对于修身日记应用的方法原则探讨，王慧燕强调要让现代学子以更开放而非排斥的眼光看待“修身日记”，这就需要让他们正确认识“修身日记”，放宽“修身”意义以消解与学生之间的距离，由认知建立以达到情意转化;其四则是对于“修身日记”的具体落实方法，需要结合文本选择、课堂操作、义理讲授等多角度来进行。最后，王慧燕副总结全文，指出“修身日记”作为一种具体的修身工夫论之一，尽管圣贤追求的人格境界与当今社会是否一致仍然存疑，但是这种工夫方法却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应用于教学中，使学生能够自我观察记录，培养自己“自我观察”的能力。最后，齐文涛以《心怀爱重：儒学的农业伦理资源及其当代利用》为题，从农业伦理的角度强调儒家伦理思想在农业伦理中的运用体现，以及在现代社会仍有重要价值。齐文涛以杨屾的儒学农作伦理思想入手，着重强调了杨屾的“五常务农”——把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融入到农作活动中，并且表现出了以“感应论”为思想依据，以“爱惜”为核心的农业伦理思想，在这里齐文涛指出，尽管从今天的农业伦理眼光看，杨屾的“五常务农”“感应论”并不一定能被大众接受，但是其中的“仁义”思想，既对农作对象的爱惜态度，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紧接着，齐文涛指出，“心怀爱重”这一态度，在中国养殖伦理传统中历史悠久，其文本依据则体在诸多农书中，而这种以“心怀爱重”为核心的伦理态度，正是来自于儒学的“爱物”理念，符合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观点”，对养殖动物的爱重差异，也符合儒学“爱有差等”的观点。最后，齐文涛教授结合现代动物养殖业的实际状况，指出现代养殖业缺乏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怀，齐文涛副教授进一步指出，推广“心怀爱重”的儒家农业伦理思想，既有助于让公众意识到现代工厂养殖的伦理问题，有助于唤醒公众头脑中尚存的爱重观念，同时又能为我国动物福利立法提供自己文化中的伦理观念思想，推动动物福利立法进程，当然对于爱重伦理的运用，同样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全盘肯定将其作为动物养殖的根本伦理原则。第一场发言结束后主持人杜保瑞，钟治国、高菱分别对三位老师的发言做了回应，对王涵青的发言，杜保瑞教授指出，只在儒家经典诠释寻找价值抉择的建构是行不通的，也应该注重其他哲学学派对儒家的批评，对儒家的围攻，在儒家对这些学派的问题的回应中寻找儒家的价值抉择;对王慧燕的发言，杜保瑞教授提出，现代社会能否以修身日记代表的儒家价值为社会价值标准需要进一步的论证，这样才有现实的理论依据，并且为修身日记的具体推广提出自己的两点看法，首先是能否运用商业的模式进行推广，其次是能否脱离课程，以轻松的方式进行运用。对齐文涛的发言，杜保瑞教授提出，农业伦理不一定要限制在“儒学”中，应该寻找“儒释道”各自的在农业伦理中边界，更好的结合探讨，同时，对于“植物”的农业伦理思想也可以进一步探讨。钟治国则首先表达了对会议现场轻松愉快的学术氛围表达了认同和喜悦，同时总结了三位老师的发言。高菱对王涵青的发言提出了两个疑问，首先是工夫论能否真正言说工夫，将工夫完善的表达出来，其次是如果工夫论能够言说工夫的话，工夫论到底如何表达工夫。对王慧燕副教授的发言，高菱则主要表达了对于日记“私密性”和教学“公共性”的担忧，对于齐文涛的发言，高菱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儒家的农业伦理的“爱重”是否是对于收益的追求而非对于人道的追求，其二是“心怀爱重”为代表的养殖方法是否是因为早期养殖水平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必然选择?

第二场会议发言由兰州大学王涵青教授主持，兰州大学钟治国教授以及西北师范大学陈博副教授依次发言，黄冈师范学院郭士纶副教授和黑龙江大学齐文涛副教授进行回应，双方针对论文及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首先，钟治国的发言以《邹守益的礼学功夫论》为题，他首先指出阳明高弟邹守益因毕生服膺阳明良知之教被视为王门子弟，但其学并非全然步趋阳明，对“礼”学的探讨就是其对于阳明学的一些发挥与改造。邹守益认为人之性是天之明命，认为性即良知，良知即天理，良知是即活动即存在的或者存在属性的，需要通过精明灵觉的表达呈现出来，故作为人性的根本构成要素之一的“礼”在人伦庶物中的次第有条理地呈现便是天理的显发，便是良知之发露，他的礼学思想实际上是其良知学的一种表达形态。在此基础上，其礼学思想所涉及的诸种工夫形态和工夫理路都被统括在了其以“戒惧”为宗旨的诸如“克己复礼”“戒慎恐惧”“易恶至中”和“絜矩、不逾矩”等致良知工夫中。陈博的发言以《陇右大儒胡缵宗的治学工夫及其对阳明心学的路径批判》为题，他指出胡缵宗的思想主要秉承朱子学的路径，其为圣工夫思想主张既秉持了程朱理学的基本理路，又在吸纳心学一系强调诚意为本的境况之下展现出了自己独立运思的鲜明特色。他通过对《大学》文本的古今本评议、以及分别对“格物”和“致知”的理解及其对阳明训释的批判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从根源来看，胡缵宗对于阳明格物致知训释的批判实际上是因为二人在理学工夫上存在差异，胡缵宗不肯认阳明良知即天理的想法，而是要强调为学工夫不只是去做求放心工夫，要做到内外兼照，以为学诚意为要，格外强调反身穷理的根本优先性，先向内去格意之所在之感应之物，以求其放心;再向外去格客观之物，以求其所以然之理，才能让物我之理通彻无间，了无彼此之殊，才能像朱子所谓的达到本性尽显，天理滢澈的境界。对于两位学者的论文和发言，郭士纶对于钟治国论文中做工夫的状态进行了发问，提出了两个问题包括从礼切入，就戒慎恐惧等理学关涉的工夫细目来说的话，是否可以往回推到更高的状况进行回溯?以及在谈到生命课题、礼和修身时，关于养心到修身会有一个层次——欲望和冲突，那么修身本身是想要解决掉欲望的冲突还是面对欲望的冲突，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道、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郭士纶还对于陈博文中大学古今本的训诂和版本问题进行了提问。齐文涛则认为这两篇论文对于自身的写作都有一定的启发，在指出两篇文章是比较纯正的思想史的文章的同时，提出了这种文章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现实关怀、社会意义等等的其他面向以及文章的发表难度的问题。在讨论环节陈博说明了在讨论大学文本的核心文本及格物致知这一核心概念的讨论时，使用不同哲学家的语录或者文本来进行辨析概念以展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法，使他们的整体思想可以影射到其中;就现实关怀来说，陈博也说明写文章确实会有具体有什么用处和意义价值的问题，之后的写作中也会做这个方面的努力，看是否能够有一个好的现代性阐发。最后兰州大学彭战果教授、钟治国和陈博还就胡缵宗一文中格物时提到的“客观之物”与“感应之物”的定称和胡缵宗文集的整理进行了进一步地探讨。

第三场会议发言由兰州大学钟治国教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王格副教授、黄冈师范学院郭士纶副教授以及西北师范大学高菱博士依次发言，对各自的论文进行了讲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苏晓冰博士和广州南方学院达人书院张伟萱博士进行回应。首先，王格的发言以《统治与教育：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教张力》为题，他首先提出教化涉及到统治与教育两个方面的内容，“教”是手段，“化”是目的。而尽管在儒家理想境界中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但实践中这两方面又存在巨大的政教张力。因而他主要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着眼，看黄宗羲如何思考这个问题，从而更好地把握在中国儒家传统当中，统治与教育(政教)之间具体有哪些困难和解决方式。首先，“教化”的权力在形式上来自帝王统治者，但实践中由专门的部门来执行，黄宗羲由此想象通过“学校”的体系来强化。而如果说，黄宗羲设想的“学校”制度是让教育凌驾于统治，极端的情况下会表现为“士哗”，进而可能堕入“党争”。那么他进一步指出，黄宗羲对“取士”的要求是，让真正承载儒家理想的教育贯注到统治的权力制度中去，他虽然大力扩大士人的晋身途径，但对于文官的任用，根据其行政能力有更严格的评估。总的来说，他认为对于今天主张政教分离的我们来说，黄宗羲的思考与探索对于彻底解决政教张力的问题在现今仍有启发意义。其次，郭士纶的发言以《台湾地区鸾堂文化与儒学交错的省思》为题，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先言大众儒学和民间儒教变迁过程，复以民间宗教推动教化时与儒家典籍间的对话现象为思考，回顾鸾堂对民间儒学推动的基础贡献为，最后思考鸾堂文化与儒学交错的历史与意义。她想要以清末后在台的鸾堂信仰实践为观察对象，论述儒学大众化、儒教民间化与鸾堂文化交错的意义。因而郭士纶对于鸾堂到底属于哪一种宗教，它是一种民间信仰吗，它在地方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儒家教化的过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论述，认为从整体上来说，鸾堂对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或者是民间学术的推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以信仰的方式，承继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以道德教化的实践为推动方向，落实了儒学大众化和推进了儒教民间化的事实。同时，鸾堂还对其他信仰有着一定的冲击，对地方公共权力和社会次序的匡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后，高菱的发言以《知识与品性：先秦哲学中的耕稼之争》为题，他从耕稼与哲学的视角出发，首先通过伏羲神农、尧舜禹稷等人的故事、传说对于“耕稼”的观念进行了区分，从神农时的耕稼更凸显“知识”的品格到“无逸”中，耕稼则更关乎人的“品性”。其次，高菱对于《论语》中所记载的“樊迟问稼”的耕稼难题中孔子拒绝回答樊迟关于稼穑的提问，来说明孔子对于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孔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为上达礼乐的君子，而非从事于农业的小人。但另一方面，在孔子看来，作为知识与技艺的“耕稼”虽不可欲，但耕稼作为艰难之事，与君子德性培养的工夫有相通处。耕稼由实义抽象为德义，逐渐观念化，具有价值的意涵。然后，高菱就“力与心”“物与道”来讲孟子与荀子对孔子更加观念的发展，认为孟子继续发展了君子小人之辨，将力与德之辨转化为心与力之辨;而荀子则是发展了与耕稼之事相关的君子小人之辨，并将孟子的心与力之辨，转化为物与道之辨，认为心与力虽可以在事中统一，但君子小人依旧因事而有所区分。最后，他从“技与道”的方面来讲庄子对于儒家耕稼观念的再转化。总之，他认为在中华文明中，耕稼已不仅是其中的一种事，还是一类事的象征：所有竭心尽力耕耘知识与品性的中国人，均可接通文明源头的“艰难耕稼”，体会其中“无逸”、“生生不息”的活力。对于三位学者的论文和发言，苏晓冰指出高菱论文中谈到的一些中国哲学的总体性的东西，比如说哲学的生命问题、时与命的问题以及君子小人的问题和德性的问题等等，而耕稼与修德的工夫实践的同构性问题，文中提供的信息比较少，她认为从宋明理学角度看，或者从孟子来看，同构性可能就是“勿忘勿助”的哲学理念;苏晓冰提到王格论文中把教和化代替了政跟教的关系，而不仅仅只是政看作和治有关的，提到教都会和学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观点;苏晓冰对于郭士纶的论文也发表了看法，讲到自己的感想，除了政教以外，还有经史，而我们的民族在多元的元素下，不会出现类似西方的那种政治斗争的情况，就是由于一个共同体当中支撑它的一个经的传统，还有下面做子学的传统的一个差异。张伟萱首先说明三篇文章都对于思想有所启发，她对于王格的文章中的“化”字的解释提出了疑问，认为化字，有融化一说，化是目的没有错，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同时，她就自身的教学经验与当今的教学形势对于政教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希望能够找到教育的权力与统治之间的制衡点;对于郭士纶的鸾堂文化，张伟萱表示理解的同时指出了一个问题：鸾堂文化是一个很特殊的台湾文化，一个根本问题是人在迷茫的时候求神问佛的根源性在哪里?对于高菱的文章，张伟萱对于将耕稼农业与德性放在一起的原因进行了推测，认为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重视自然的规律性，所以让我们或者以前的哲学家将自然的规律性转化为一种人文的规律性，这样才能够有耕稼和修德的同构性，并且文中提到的一些两两对立的观点，比如力与德、物与器、物与道等等，她也认同这是中国很传统的哲学特色。

第四场会议发言由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王沁凌副教授主持，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彭战果教授、广州南方学院达人书院张伟萱博士发言，福建江夏学院阳明学研究院简慧贞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陈博副教授回应。彭战果以《<论语>”四勿”的合内外之道》为题，首先诠释了“四勿”的三种理解——对象层面、行为层面、心念层面，他指出单就某一个层面言说“四勿”都是不全面的，而这三个层面的“四勿”之间又都是修身的具体条目，因此，文章的主旨就是要找到这三种诠释的内在联系，寻找到儒家修身的“合内外”之道。紧接着彭战果从“由外摄内”和“以内化外”两个角度，将“四勿”思想进一步诠释总结，强调了“四勿”作为修身路径，在外能够同通过隔绝非礼之物，非礼之行来培养自己心灵的集中和清明，而心灵在起心动念时就能把非礼之念革除，行为自然而然就能够做到恰当合礼。最后，彭战果总结到“四勿”在修身的角度上至少包含了限制对象、规范行为、辨识心念三个层面的内容，缺一不可，这三个内容构成了一个内外相合的修身体系，儒家的“合内外之道”也就包含于其中。张伟萱以《陈祥道<论语全解>重的知与行》为题，将阐述核心落到“穷理、道问学”和“尽性、尊德性”这两个方面，分别关涉“知识”和“道德”，道德追求很明显高于知识追求，但有需要知识作为支撑。张伟萱指出，陈祥道认为“学”是一种生而就有的本能，无论是否生来好学，后天的“学”都是必然的，“好学”也是必然。然而却因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如何“习”而产生了善恶之分，并且由名实关系推导出言知关系，进一步推导出“教”与“学”之可能。紧接着吗，张伟萱就陈祥道的“尽性”“尊德性”深入讨论，陈祥道以“礼”为重要内核，将“礼”与其他儒家价值“仁”“爱”“敬”“义”……等相关联，并且强调要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依靠不同情境学习理解掌握“礼”。最后，张伟萱总结陈祥道的《论语全解》，通过强调“礼”的准则与秩序，既来源与内心又由自然演变而来，是文化与自然的结合，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伦理实践的完成。两位老师的发言结束后，简慧贞副教授和陈博副教授分别进行了回应，详细总结了彭战果教授及张伟萱老师的论文，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深入思考。

第五场会议发言由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彭战果教授主持，福建江夏学院阳明学研究院简慧贞副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苏晓冰博士做言，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王格副教授，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王慧燕副教授回应。简慧贞以《人之异于禽兽之几希——论阳明良知主体》为题，首先强调根据孟子的观点，人与禽兽之辩要回到人性本身，而宋明儒者在继承孔孟的使命下，重新探索人性的价值本质;紧接着，简慧贞从人性价值入手，通过诠释分析朱子与阳明二者的人性价值根源之异同，朱熹强调有体才有用，因此道德实践需要先格物穷理;而阳明则将“体用”关系的重心转移到“本体——工夫”的关系上，强调“本体”与“工夫”一体而在，本体依靠工夫展现而证成，也因此能“知行合一”，王阳明肯定人能够建构价值规范，有别于其他动物。最后，简慧贞着重诠释了阳明由外求索转向由内洞察来追求学为圣人，强调阳明重视主体意识活动中的价值取向的重要作用，影响主体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苏晓冰以《王阳明哲学中“良知”与“思”的不对称使用及其背后的理论思考》为题，首先提出了本文的问题意识：以“理性、理智”为代表的概念群组在中哲的语境下似乎占据的篇幅并不多，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值得思考。苏晓冰由此选择了王阳明的“良知”与“思”这一组概念，紧接着详细的解释并比对了阳明哲学中的“良知”与“思”这两组概念，发现在阳明的语境下，“良知”实际上是与“思”不同的机制，“思”仅仅是感官的官能之一，而“良知”却关乎“天理”是其准确呈现，凌驾于“思”之上，进一步思考，苏晓冰提出，阳明诠释“良知”，是从“心即理”的角度入手，是没有认为干预的、天道到人的贯通过程，而有别于“良知”的其他“思”，则是打断了这一过程，受到人的影响，因此是“私意小智”。“思”作为官能，不可能真正把握天理，只有通过人之本质“良知”才能够正确认识天理。最后，苏晓冰进一步在内部结构上阐述二者的差异，指出“思”实际上是“良知”的内部工夫之一，是对于后天认识思辨实践的总体概述，但是这一工夫的推行，需要的是“良知”机制的统摄。因此，苏晓冰老师到，阳明哲学在强调“良知”的绝对地位的同时，并非否决“思”的作用，“思”同样在阳明哲学中一重要地位，至于不强调“思”或许是时代背景下的选择。王格副教授和王慧燕副教授针对两位老师的发言，在表达了认同的同时，也都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以及自己的建议。

在闭幕式阶段，王涵青进行了会议总结。首先总结了会议的总体进程以及诸位老师的发言，其次对诸位老师能够来参与这次会议表达了感谢，并对会议时间较为短暂表达了遗憾，紧接着王涵青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希冀与关怀，希望让哲学更贴近生命，让生命更贴近真实。最后，王涵青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能够抽出时间支持参加本次会议，并对会议的工作人员表达了感谢。本次会议历时两天，来自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针对“儒学的工夫论与哲学实践”这一核心观点，大家各抒己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进行学术和思想的交流碰撞，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撰稿人：张子悦、唐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