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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科院钱明研究员做客知行讲堂“爱智”系列第46期

发布时间:2023-12-12   字体大小T|T

2023年12月8日,应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萃英学院和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邀请,浙江省社科院钱明研究员做客知行讲堂“爱智”系列第46期系列讲座,于城关校区齐云楼304作题为“‘势’中窥‘道’——阳明学在东亚世界的传播与发展”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彭战果教授主持,金涛教授、王涵青教授、钟治国教授等学院师生现场聆听。

讲座伊始,钱明首先指明了本场讲座的切入视角——区域性,即聚焦于日、韩为主的东亚区域。他将题目中的“势”与“道”分别界定为气势和规律,指出“日本人的阳明学”和“朝鲜人的阳明学”之称更契合日、韩阳明学以文本解读为主的、具有较强自主性的阳明学研究状况,并将中、日、韩三国的阳明学姿态分别赅定为以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念看待阳明学的参与者、以工具主义的实用态度利用和改造阳明学的主导者与基于原教旨主义立场批判地汲取和重铸阳明学旁观者。

进而,钱明分别从日本与朝鲜两方面对阳明学的传播与研究历程作了深入介绍。于日本方面,其阳明学的发展建基于文本的间接输入,源发于阳明文武双全之形象与本土武士道精神、阳明重情感和事功之思想与大和民族偏重感性的性格的契合。其中,阳明思想中的“变”“动”“易”“实”四种学术品格尤洽于日本武士道“武”“事”“心”“简”之文化性格。在此基础上,日本阳明学更着重于突出某一具象的道德范畴,如孝、忠、义等,其学术领域也因之可具化为孝、行、诚、气、忠五个具体门类。在传播阶段的划分方面,钱明作了幕末时期、明治时期和昭和时期的三分:幕末为日本最为辉煌的“阳明学季节”,其时之阳明学因其“低层次性”(平民性)合于切盼改变现状的社会中下层人心理需要,成为诸大名推进藩政改革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并从中演化出“义利合一”“道德经济合一”等思想论题,呈现出经济实用的特征;明治时之阳明学受地理及相应的政治主张影响,其文武合一、道术合一、知行合一等思想被广泛地引入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成为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干领域的滋养;昭和之阳明学集中于学界、商界、民间这“三种人”和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这“三个平台”,在学术、文学等思想领域的接受度与活跃度逐渐上升。

于朝鲜方面,钱明以“晦迹”一词表述阳明学的发展路向,指出阳明学之传入正逢其本土的朱子学兴盛时期,李退溪一派主理学者的异端之斥有碍其传播,李栗谷一派主气学者的包容传承促成其融入。同时,因地缘之便利,阳明学在朝鲜以直接输入的方式被知晓,在此情况下,詹陵《异端辨正》、罗钦顺《困学记》、陈建《学蔀通辨》等批判王学的著作较之阳明《传习录》的更早传播,以及随之形成的先入之见与思维定式直接波及阳明学在朝鲜的接受情况,使朝鲜阳明学派在被作为批判对象之百余年后才由郑霞谷最后确立。在思想特性上,朝鲜阳明学表现出隐晦性、义理性、家族性、党派性四种学术性格,始终围绕朱子学的话语体系而展开,并相应地以义理思辨为重心,有异于中国以内心修炼和本体工夫为重心,与日本以实践工夫和行动力为重心也有不同。在发展阶段上,朝鲜阳明学经历了只有片断式一手文献的传播接受期、仅见迹于批判者文集或部分实录的形成发展期、以地下活动或融入实学和西学求生存的启蒙开化期三个时期,并最终在发展本土特色阳明学——霞谷学的浪潮下,朝鲜阳明学研究得以升温并现身于国际舞台。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与钱明分别就阳明学与佛教在东亚发展趋向之相似性与民族思维模式、工具主义之定义的接受主体或接受对象源出角度、中国阳明学普世价值观之体现、日本的义利之辨发生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次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 李昕桐

图 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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